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000字篇一：（3724）字
中国历史的、现实的所有制度现象、所有问题是不是只由当时当地的经济、政治、外围、内患所决定？中国创造的古代文明是否真的如我们所公认的那样伟大而没有隐患？当今的中国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是否都已西洋化而脱离了传统？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自身，又该怎样看待学术问题？我们又该读什么样的著作、怎样看待历史著作？……
这一系列时而相关、时而无关的问题常常萦绕在我心间，直到看完华裔美籍学者黄仁宇先生的力作《万历十五年》之后，才眼前为之一亮，心胸豁然开朗！
《万历十五年》在我的书架上已经稳居数载，前后不知道被我翻阅过多少次，光读书笔记就作了近百页。每每读来，都有重温真理、迷途识津之感。好书不厌百回读，一百次阅读，就有一百次收获，每次都有新发现，每次都有大震撼。
但我毕竟还没有读够一百遍，毛泽东说“《红楼梦》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”，我在此仅能凭借自己粗浅的阅读感受谈一些想法。
一、我之名著观
究竟什么样的书才能算得上是名著？
一提到名著，首先浮现在人们眼前的应该是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，再想一想，也许还有几部外国作品。但想来想去，都跳不出文学作品的小圈子。“著”即著作，所以并未言及一定就是文学著作或是科学著作。名著当中有一大类便是史学著作，有的兼有文学性，如《史记》；有的兼有文化性与思想性，如《万历十五年》。读史使人明智，我是个有历史情结的人，因而是不能错过《万历十五年》的。
名著是否一定要古人所著？
未必！古人也有年少时，古人也曾是今人，古人所著之名著，在著作之时并未被意识到。与其说古人是老先生，还不如说古人是小孩子，因为后人所知道的历史一定比古人多，从这个程度上讲，我们反倒是古人的老先生。中国人讲“盖棺定论”，确实是越后来的历史评析，就越全面而深刻。
衡量名著的标准首先可以看发行量。《万历十五年》自刊行之日起，仅三联书店和中华书局两家在中国大陆的印数就已经超过了五十万，在全世界上，它的读者已经超过一千万，而且这个数目还在增长！衡量名著更要看它的影响与意义。时下诸如韩寒、郭敬明之流的单部著作发行量虽然也创下新高，但其影响却不能与《万历十五年》同日而语，读了一本下来未必再想读第二遍，对于《万历十五年》而言，它却是一部享誉海内外的优秀史学著作，研究它、喜爱它的不乏其人，比如我。
名著的评判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？
我认为二者兼而有之。世上流行的说法必然有它的道理，这是客观的。但它只是一个普遍的一般道理，要因人而异。对于个人，“名著”之“名”，是给个人以影响，我认为，凡是对我有好的影响的著作皆是我的名著，凡是对我没有影响的，都是他人
的名著。
这是个个性化时代，对于名著的评判也要有个性！
二、我之良史观
所谓良史，可以客观全面展示史实，可以深刻挖掘时代内涵，也可以有个人独到见解，写他人之无法写，言他人之不能言。
中国的二十四史，公认的良史是前四史，即《史记》、《前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和《三国志》，后学之作，虽有大文豪欧阳修主笔的《新唐书》，又有重臣张廷玉参编的《明史》，但其价值都无法与前四史相提并论。正如杰里。巴勒克拉夫所言，“最有推动力作用的那些史学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独立完成的”。因为历史学家的个人著作是其学术研究的集中体现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虽然可能偏激，但也无妨，因为“真理往往是偏激的”（鲁迅语）。为了说明一个问题，作者可以通过夸张的、极端的语言加以描述，这是思想的力量，而不是一群人妥协的结果。
好的史书也未必事无巨细地叙述史实，在读者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基础后，我们更需要《万历十五年》这样的“大历史”。这种“大历史”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，而是将历史高度抽象，从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，更加深刻地分析历史、分析当今。我们学习研究历史，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，“观今宜见古，无古不成今”，历史的作用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最终的目的是人的关怀，而《万历十五年》便是这样一部史书。
当然，像《万历十五年》这种个人优秀著作，其中有些理论还有待考证，但它给我们的却是另一种思维方式，另一种视角和态度，也许它将开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。虽然它不能用作高校教材，但它比那些北大的学院和清华的研究所的合编教材更具启示作用。
良史当如《万历十五年》！
三、我之学术观
学术为何而存在？这是一个指导我们学术研究的根本性问题。
学术是学者研究的，但绝不应该由学者所独有，一来他们没有这个权利，二来这也不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。自然科学是为了让社会科技水平更加发展，社会科学是为了给社会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，而人文科学则是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。但不管什么科学，都是为全体人民服务，因而也应该被全体人民所掌握。
学术应当如何存在？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第一个问题，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。
学术如果停留在学者、学生和高校的小范围内，它便是我们所说的“精英文化”，虽然很高深、很高尚，但这毕竟与学术存在的目的相悖，学术必须与一般读者相结合，才是它的根本目的之体现，才能使学术自身发挥其应有的价值。这就要在学术上有所分工，有人研究，有人传播。
研究学术的人，可以按以前的道理继续下去，要做大师；而传播学术的人，则要做一个平易近人的、语言直白的、生动活泼的布道者。只有这样，学术才能生存下去，学术才能发扬光大。
《万历十五年》是一本写作方法决然不同于前的历史著作。它的语言极其生动，有时还带有调侃；结构上没有明显的痕迹，像讲故事的小说，又像抒情的散文，还像讽刺的杂文——总之，不是干巴巴的“历史文”；对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，也不厌其烦地前后从几个角度反复分析，将一个普遍真理掰开了了、揉碎了，然后融入读者的观念当中。
这也许就是《万历十五年》不能用作教材的原因，也是它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原因，更是它对学术传播与普及所做的特殊贡献。
将这个观念推而广之，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的，便是近几年来被热炒的《百家讲坛》。以易中天学长为首的一批中国优秀学者纷纷上坛讲学，虽然与精英文化的步调不相合拍，但却是践行学术普及的一支先行军。
四、我之国史观
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。
早在国人历史早期，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。这倒也不稀奇，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。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，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。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。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，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；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，万民理应万世顺从，但后来的事实表明，并非如此。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，但由于知识的局限，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，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，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，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，改都改不了。
再到后来，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。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，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；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，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，践行儒家礼仪，与万民做表率。至此，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。
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。中国地域太大，自古而然，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，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。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，下端粗糙肥大。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，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。为了统治的便利，只有靠观念，即后来的儒家道德。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，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，与中央隔绝，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；二来可以规范百姓，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，少为国家制造麻烦。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，而实战的结果表明，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，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“以德治国”的原因。
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、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。然而时代在发展，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，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。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，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，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《万历十五年》的缘故。
《万历十五年》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，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，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，是对“以德治国”的深刻剖析。取名“万历十五年”也许只是个象征，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。
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，形式也结束了，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。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，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，但儒教的糟粕却深
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，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，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。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，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。即便是年轻人，任你穿的很“哈韩”，吃的很“欧美”，唱的很“港台”，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“奴性”以及其他任何“恶劣性”！儒教讲究“仁”，二“人”即为“仁”，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，最擅长“玩人”、“治人”、“整人”，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、革命与反革命，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，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。这也是中国当今政治改革的根本阻力之所在！
一本《万历十五年》读完了，但我们要读的书还很多，要走的路还很长……(www.guaze.com 读后感)